3月9日，李平教授到访传世智慧深圳总部，在学术研究与企业实践的融合方面，阐释了最新的企业管理发展的新趋势，现将李平教授演讲的精彩观点与大家分享。

  传世智慧学术委员，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中国企业管理领域终身正教授，原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企业管理领域李达三首席教授

  中国有句古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用来比喻巧媳妇没有米也能做出饭来，西方人也提到了概念叫“Create Something from Nothing”，把别人看到的废物变成你的财富，别人不用的，你能用，没有资源变出资源来，我把它称之为“巧创”。

  ② 普通一般资源。易于获得，市场交易的透明。怎么把普通的资源变为优质的资源？

  ③ 非常规的资源。这种资源有不同的解读，市场上没有标准的定价和交易，很难判断它到底值多少钱，到底有多少潜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④ 非资源。更有意思，公认都是没用的，例如粪便产生的沼气，早期所有人都觉得没用，如今慢慢的变成了了一种新的清洁能源，用于发电。

  通常西方很强调优秀资源，强调独门技术，而普通资源市场上都买得到，而中国最独特的地方是，能够把非常规资源和非资源非常好的，和常规资源混搭在一起，创造出中国独特自己的优质资源。把普通的人变成不普通，把普通的资源变废为宝，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草根逆袭”。

  陕西袁家村的梦想是旅游致富，袁家村是西安边上的一个旅游村。原来一开始它什么都没有，没有旅游资源、历史古迹、山水、独特的农产品，也没什么独特的吸引人的旅游要素，但是它又非常想做旅游，这种就是典型的草根逆袭。

  它逆袭的战略方式是因地制宜，把汉中农村原汁原味的生活，提供给猎奇的带着全家老小去体验农村里的生活的城里人，满足这样一种潜在的没有被实现的需求。

  保留村里原来所有土掉渣的生活模式，比如食物、炕、水车、房子、街道、养鸡、养猪、养羊等，但是因地制宜的重点是变废为宝。袁家村把原汁原味的差的生活方式，呈现给城里面想回忆、想探索或者是想体验农村里的生活的消费者，特别是有很多家长想带着孩子去体验农村生活。

  后来袁家村做得很好，成了中国旅游的第一村。同时袁家村把他们这套打法向全国各个省市的农村扩展，比如甘肃、宁夏、河南，在全国铺开了。所以袁家村就成了一个因地制宜、变废为宝地发展旅游的典型案例。我们从这里得到了启发。

  几乎所有创业企业早期都缺乏资源，不管是惠普、苹果包括谷歌，在创业的时候都缺乏资源，都是在家庭车库中创业起家，还有例如马斯克这样的创新型企业家，早期都是从无到有的。

  但是他们有一个独特的地方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创业企业虽然缺乏资本资源，但是在技术上有资源优势，或者是像IBM在商业模式上有突破，然后就能够得到风险投资。

  第一个要素就是梦想性目标（Stretch Goal），老美的翻译还是很准确的，叫看似不可能实现，注意不是绝对不可能实现，是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目标无法实现。

  第二个因素巧创的手段（Bricolage），意味着能够应用手中的资源应付眼前，在资源严重缺乏，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目标，而出路就在开篇提到的【巧创】

  两个要素互动融合。梦想性目标成为巧创的动力和方向；巧创成为实现目标的手段与路径，我做一个更明确的解读就是：梦想性目标就是现有的资源远远不足达到这个目标。如果非要达到这个目标，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必须另辟蹊径，不按常理出牌，变道超车。这就是巧创。

  ③ 借鸡下蛋，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借鸡下蛋，把别人的箭变为自己的，借人家的资源来做自己的事。

  这种实际的案例也是非常的多，中国智慧的东西也非常多，如田忌赛马。华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也是这种思路。还有像海尔、小米就是在平台战略上进行巧创。

  再比如中国很多企业跟苹果供应商、特斯拉供应商合作，借别人的利来开展自己的业务，从小到大，从0到0.1局部突破，整体不具备优势，但是集中精力打一个部分，在局部以少胜多等等。

  这个线年前与少数的几位教授学者就有预见，从英国脱欧，到美国与中国的脱钩，世界经济“逆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准确的说，是“重新全球化”，这表面上看似是对全球化的反弹，但深层是世界需要一个全球化的新平衡，在这种趋势下，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包括地理布局、区域性的供应链与组织架构。

  1、一般的行业保持自由开放，鞋子、衣服、杯子、水等等，不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不是敏感行业的企业，中美是可以来往的，没有限制。敏感行业势必脱钩，比如AI、半导体、军工的无人机等；中间行业动态演进，例如电动汽车，电池行业，你说敏感吧又不敏感，但是美国还是要插一手，例如宁德时代等企业，这些处于中间是最麻烦的。

  2、众多公司开始提前布局“第二故乡”，当前趋势下，很多大规模的公司都对下订单有了新的要求，要求制造厂商必须要有“第二故乡”，即第二个生产基地，例如原本的制造加工都在中国，就要求你必须在印度或者其他几个国家建造第二生产基地，确保未来中美进一步脱钩后带来的影响，以保证供应力，这时候，那些处于政治中立的国家们，他们的态度就显得尤其重要，会直接影响其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

  3、中国要想真正的担任起服务全世界的责任，就必须要要重新审视中国工业体系的完整性与未来的可能性。

  网络上的说法“中国以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制造强国”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首先，这个分类的颗粒度过大，在颗粒度更高的精细化的分类中，中国制造并不能包括大部分门类，比如不少高性能的刀具系统就不是全部能够国产的，里面同样存在大量的“卡脖子”因素。

  其次，工业系统完整性未必赶得上发达国家，我们通过符合逻辑的评估，我们大家都认为工业发达国家拥有的“迷你子类”的数目会多于中国，根据研究后，我得出两个结论，

  高端技术往往存在于细分市场，如果将工业门类划分得更细，就会出现我国的工业体系能覆盖不到的地方，而这也印证了中国制造大而不强的现状，当然，这也说明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快，中国亟需高端精一冠军，以此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在当下，中国制造迈向中高端价值链的关键时刻，这正是中国制造需要加强的一种力量。

  人人都谈数字化，解释也各种各样，我认为，数字化的本质是实现智能决策，这不同于早已有之的ERP、CRM等，搜集的数据大都是简单的交易数据，而不是最有价值的用户行为数据，或用户体验数据，这一些信息，并不能产生数字生产力，本质上来说，数字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分工与协作，从而更加有效地支撑商业模式，实现商业经济价值的创造。

  这一点我觉得华为在这方面就做的很好，首先把流程给整清楚，在流程的基础上再去搞数字化，在研发、销售、交付、物流等九大核心业务领域流程的基础上，推进数字化转型，这个脉络就顺了，但往往很多企业本末倒置，先数字化，但流程不改，进入的都是低质量数据，那出来数据肯定不可能是高质量的，这种数字化基本上就是无用功。

  最近我也研究了几个数字化做的好的企业案例，给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数字化转型落地实践的突破口，可以从市场端需求营销大数据出发，倒逼启发产品及时研发，产品雏形小批量生产，进行A/B测试，产品快速迭代，其实更依赖于订单/库存、生产、广告推送等整个端到端流程的数字化转型。

  希音是一家来自中国，但面向海外的快时尚服装公司，其模式是抓取时尚的信息，由内部的开发团队进行设计、打样，再交给供应商小批量生产试错，通过A/B测试推向市场。先有订单，然后生产，进而推销，采取全球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希音是电商的一个新变种，它不做生产，但专注于研发和营销这两个重要的价值功能。

  安克是一家做充电宝的企业，它通过亚马逊销售，对亚马逊上的评论进行解析，建立市场变化的洞见，进而改良产品，并通过A/B测试推向市场。

  如希音、安克这样的新型电商，以内部研发和营销为核心竞争力，可以用图示来解读：

  首先获取市场营销数据反馈，然后研发设计提升产品的迭代，形成一个“T”，也就是一直在研究的“T型战略”。“T型战略”由两部分组成，

  第二部分是横向扩展多元化市场应用场景，具有高度开放潜力。这就是聚焦与多元化悖论双方的平衡与整合，在数字化转型基础上，研发和营销互为杠杆，相互赋能，我认为它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第一个抓手。

  第二个抓手，“灰度创新”，就是说企业的大量创新，其实是由制造工厂与上游供应商，或者下游用户联合完成的。

  这里引入著名的“微笑曲线”，它一直被人们普遍的使用。就制造的供应链而言，它往往用来表明供应链两端增加值最高，而中间的增加值则最低。

  但这条简单明了的线条，无意之中忽略了供应链的复杂性。中国供应链，有着更强的聚合效应，尤其是企业之间的结合部分。很多的创新，其实是由制造工厂与上游供应商，或者下游用户联合完成的。这种围绕着生产制造与其研发技术上游、市场营销下游等不同价值创造阶段交叉结合之处而产生的创新，不单独在研发，不单独在市场。

  这种创新发生在企业之间结合部的交叉地带，双方都注入了各自的知识养分。知识产权一开始很难认定，因而呈现了灰度特征，这使得它的创新价值贡献容易被忽略。换言之，一个制造企业要通过知识交换，与它的外部组织之间的交集互动部位，形成一个供应链层面的特殊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

  我们认为，中国产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瓶颈在于科技研发的乏力，为了提供这样的产业生态，目前急需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和创新环境。

  第一个，国内严重缺失真正的“产学研”创新研发ECO，即“产学研”体系，中国在“学”（高校）与“产”（企业）的直接互动合作方面取得不少进展，但是中国目前严重缺乏连接“学”与“产”的“研”（常称为“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平台，这成为中国产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最大瓶颈与障碍。

  “产学研”三方在创新研发过程中分工不同，扮演不一样角色。“研”在整个产学研三方创新研发过程中具有独特作用，是连接“学”与“产”的桥梁，是连接“学”与“产”的“基础应用”研究，以转化基础科技知识为基础工艺和基础产品原型为本。

  因此，中国亟需尽快补足“产学研”体系中缺位的“研”，我们提议，应该借鉴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以及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成功经验。

  第二个，要重视产业集群的力量，产业集群指在同一地域高度聚集、相互高度依赖的企业群体；

  它们之所以高度依赖，是因为它们共享一个平台、共享一个生态。产业集群具有产业和地理的双重特征，既在地理上聚焦，也在产业上聚焦。这样形成地域+产业特色的生态系统，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与权限高度吻合。地方政府有关数据收集的动力和能力大幅度的提升，为“产业大脑”提供数字化转型基础。

  我最近在研究三个范例，包括美国的硅谷、荷兰的埃因霍温、中国的深圳，发现三种三螺旋创新模式（以高校率先启动的硅谷模式；以企业率先启动的埃因霍温模式；以政府率先启动的深圳模式）。这三大主体都有必要，但有轻重缓急的区别。对中国“专精特新”的研究发现，在科技投入方面它们跟西方还有很大差距。这需要产学研合作，特别是与高校的合作。在技术发展的早期，政府的资金与大学的能力非常充足，而在新产品开发的后期，企业的资金、能力也很充足，但在基础科学和新产品研发之间需要一个桥梁，否则就会掉进“创新死亡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