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环境杂乱，道路泥泞、交通拥堵、危楼林立，众多流动人口住着当地农民自建的简陋出租屋，每天奔走在城市提供的临时性低端岗位之间。然而，这些城市的建设者，却往往享受不到城市化发展的成果。

  研究城市发展的学者觉得，城乡接合部区域，汇聚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涌入、城市贫民聚居、城乡土地分割与城市行政管理弱化等一系列难点问题。事实上，这一区域慢慢的变成了城市化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期的难题。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27岁的安徽蚌埠人蒋冲抱着不到2岁的儿子，带记者穿过两排临时搭建的平房，来到一片破烂的两层楼农宅，这里住的都是外来打工者，他们一家住在最北面的一间。

  站在院子里的公用水池边，蒋冲对记者说：我来上海已四五年了，在陆家嘴（600663）金融区一个企业做保安，哥哥、妹夫和弟弟，我们四家人都住在这里，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来打工。通过同乡介绍，才找到这里来的。这样的房子月租260元，在北蔡镇一带算是便宜的，现在特别难找到了。

  据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统计，北京有88.5％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教授的研究表明，居住在上海郊区的外来人口占来沪外来人口总数的比重近八成。

  按照我国现行土地政策规定，农民在自家宅基地兴建的住房，不能用于出租、转让等商业行为。但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让城乡接合部地区的农民，纷纷在自家宅基地上加盖违反相关章程的建筑。随着新增流动人，违，从三层、四层，直至七层、八层。

  在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村，一幢白色的7层高楼成为村中最豪华的建筑。这幢被称作“巍然屹立公寓”的大楼，是兄弟四人连同母亲，5家人的宅基地合在一起建盖的，房东自称投资上千万元，共有338个房间出租“24小时供暖和热水，上下班有班车接送！”

  距离唐家岭不远的肖家河社区有7个村，盖了1.4万间出租屋，住有外来人口近4万人。村里家家都盖违建房，四五层楼高的很普遍；在其中一个叫正黄旗的自然村，全村只有一户是平房。农民自建楼除了自住，通常能有20-30间房屋出租，每间房月租400元左右，一年收益高达10万多元。在武汉市的姚家岭村，住有流动人口接近2万人，当地星星社区居委会李主任介绍说，这里的违建房很多，社区有近1000栋用于出租的楼房，一栋房子高四五层，每家约有20个房间出租。

  北京去年入冬的两场大雪后，北京海淀区唐家岭村变成了“泥浆上的村庄”，村里主干路成了泥浆路，路两边多是四五层的楼房，一楼是餐饮、超市等店铺，再往上是被隔成小房间的出租屋。路两侧有很多小胡同与主街相连，就像一条条“泥沟”，行人只能选择稍浅一些的泥路蹒跚前进。

  记者趟着没过鞋面的泥水走进一个一米宽的小胡同，随时要警惕别被住户们私拉的纵横交错的电线碰到头，北侧是一排低矮的平房，20多间八九平方米的出租屋散发着难闻的气味，这里住着很多从事装修行业的农民工。湖北黄冈的农民工老高和记者说：“住这里最怕下雨下雪天，路都没法走。”

  记者在东南街25号的一间出租房看到，这间房仅够摆放下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和一个简易塑料衣橱。两名住在这里、在中关村（000931）经营电脑配件摊位的河北青年说，在这儿生活，最恐怖的是每天上班挤公交车，早上从七点到九点，好几千人拥在站点上，本来车过来的时候挤得已经上不去人了，还要扒开车门，再挤上去几个。

  肖家河社区警长刘京军和记者说：以前肖家河地区打一口井，供应3000人喝水没问题，可到了2008年，要供应3万人喝水，现在打到第3口井，还是不够用。本来村里有一个自己投资建的排水系统，违章乱建出租房屋多了以后，排水通道堵塞，一到下雨，水流不出去，倒灌进村民的住宅。后来街道办事处出钱，把村里主要道路的排水做好了，但是大量垃圾又把下水道给堵了，还要雇人再去疏通。更严重的是，房子建得一家连一家，消防车根本进不去，若发生火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同样的困境，也苦恼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沔北居民区的党总支部书记郑明昌。他说，村里的流动人口多了以后，夏天用水的时候特别困难，虽然换了直径150厘米主送水管道，但水压不够还是供不上水。卫生管理就更加难了，村里雇了15名卫生管理员每天保洁，但脏、乱、差现象还是很严重。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镇长刘景瑞说，镇里原来基础设施是按两万居民建设的，现在一下子涌进了20万人。电力不足，供水吃紧，下水不畅，环境也破坏了，想看奥运会电视直播都看不了，一旦大家同时看电视，电闸承担不了负荷就会跳开。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北京市社科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等专家觉得，在城市规划并没有将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纳入到范畴内，当地农民利用了集体建设用地在城市规划范畴之外发展了出租屋，满足了流动人口的居住需求，尽管违背了土地使用政策，却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城乡接合部区域规划长期存在着不统一和不确定的问题，其建设和发展处于无序状态和短期行为，这种私搭乱建“围城”现象，将严重制约城市化的有序推进。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部分城乡接合部及“城中村”的混乱状况，事实上是源于城市建设开发的不彻底。当城市扩展到城乡接合部的农村时，开发单位由于看到拆迁成本过高，就只征用了耕地，没有及时征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出现了“征地不征人”的现象，这部分“失地农民”利用自家的宅基地建盖了出租房屋。

  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白墙子村的农地早在1997年被征用开发为方庄小区，村里的建设用地在规划中作为小区的配套绿地，当地村民已全部转为城市居民，但因为绿化地无经济效益，开发商迟迟不拆迁，几年来村民私搭乱建，把自家房屋租出去了，村中的大小事务无人管理，形成城市“真空”。

  由于城乡接合部呈现动态发展的新趋势，随着城市化进程，一方面被逐步被纳入城市建成区，同时又不断地向外扩展，吸纳新的农村地区，形成新的城乡接合部。这种不稳定性促进了当地农民的建筑和经营只能是短期行为，建设上尽量采取简易材料，争相扩大违建面积，一是为获得财产性收益，二是期望拿到更多数额的拆迁补偿。这也给下一步的城乡接合部改造带来较大难度。

  更为严峻的是，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当地以后，原有的乡村管理体制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巨幅增长的压力，进而形成了城乡管理的盲区。在唐家岭村，本地人口不足3000人，接纳了近5万人的流动人口，相当于一个县城的人口规模，却仍然由村委会来管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村委会只管自己的村民，其他的都不管。

  去年底，记者来到大兴区义和庄村，眼前呈现出的是一大片已经腾退出来的空地。村支部书记赵显军说，这里就是当年的村庄，全村一共920户民宅，在37天之内全部签订了拆迁协议。2009年以来，北京市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地区大兴区整建制拆除33个村近1.18万户民宅，拆除总面积将超过340万平方米。当地的负责的人介绍说，要想完全解决城乡接合部的问题，出路只有拆迁。

  记者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看到，随着城市化向城区外围扩展，一些城乡接合部和“城中村”的土地商业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出来，使政府有能力通过实施土地开发，并按市场化价格对当地村民进行补偿，完成城乡接合部的治理。北京的城市拓展区已从原来朝阳、丰台、海淀，推进到大兴、顺义、通州等地；上海2009年提出郊区与城区发展并重的战略，并将未来经济稳步的增长重心放在了郊区；武汉计划在3年内，把100多个城中村全部改造。

  武汉市推进的大规模拆迁“城中村”，也同样没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安置。在2009年底基本完成拆迁的武汉市汉阳区江堤村，原来村民的收入主要以出租房屋为主，村里的流动人口与当地人口差不多1：1的比例。原村党支部书记、现改制为武汉江腾经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喜平说，当初流动人口租村里一间房子，一个月只要100元，而改造完成后，一个月的租金要七八百元，根本住不起，只能往外走。

  在北京办学15年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河南籍农民工易本耀画了一张漂泊图。记者从“漂泊图”上摘录了这所学校在京城搬家的停驻点，共有8处，分别是：五棵松菜地-甄家坟-沙窝村-彰化村-凌云出租房-五路居48号-紫竹院路60号-龚村67号。搬迁路线跨越北京丰台、石景山和海淀三个行政区。易本耀形容“就像长征”，其中1997年春天的两个星期里，学校被迫搬了3次家。

  记者采访中，基层干部一致认为拆农村、建新城，才能根本解决城乡接合部问题，为城市发展提供空间。北京市社科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指出，这部分“天量”流动人口，并不会因为城乡接合部的改造和城中村的拆除而离开城市，只是从一个地区又被挪到了另一个地区，始终生存在城市边缘，最终造成“城市烂边”的扩散效应。

  去年底，记者来到大兴区义和庄村，眼前呈现出的是一大片已经腾退出来的空地。村支部书记赵显军说，这里就是当年的村庄，全村一共920户民宅，在37天之内全部签订了拆迁协议。2009年以来，北京市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地区大兴区整建制拆除33个村近1.18万户民宅，拆除总面积将超过340万平方米。当地的负责的人介绍说，要想完全解决城乡接合部的问题，出路只有拆迁。

  记者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看到，随着城市化向城区外围扩展，一些城乡接合部和“城中村”的土地商业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出来，使政府有能力通过实施土地开发，并按市场化价格对当地村民进行补偿，完成城乡接合部的治理。北京的城市拓展区已从原来朝阳、丰台、海淀，推进到大兴、顺义、通州等地；上海2009年提出郊区与城区发展并重的战略，并将未来经济稳步的增长重心放在了郊区；武汉计划在3年内，把100多个城中村全部改造。

  武汉市推进的大规模拆迁“城中村”，也同样没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安置。在2009年底基本完成拆迁的武汉市汉阳区江堤村，原来村民的收入主要以出租房屋为主，村里的流动人口与当地人口差不多1：1的比例。原村党支部书记、现改制为武汉江腾经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喜平说，当初流动人口租村里一间房子，一个月只要100元，而改造完成后，一个月的租金要七八百元，根本住不起，只能往外走。

  在北京办学15年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河南籍农民工易本耀画了一张漂泊图。记者从“漂泊图”上摘录了这所学校在京城搬家的停驻点，共有8处，分别是：五棵松菜地-甄家坟-沙窝村-彰化村-凌云出租房-五路居48号-紫竹院路60号-龚村67号。搬迁路线跨越北京丰台、石景山和海淀三个行政区。易本耀形容“就像长征”，其中1997年春天的两个星期里，学校被迫搬了3次家。

  记者采访中，基层干部一致认为拆农村、建新城，才能根本解决城乡接合部问题，为城市发展提供空间。北京市社科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指出，这部分“天量”流动人口，并不会因为城乡接合部的改造和城中村的拆除而离开城市，只是从一个地区又被挪到了另一个地区，始终生存在城市边缘，最终造成“城市烂边”的扩散效应。